通天文摘 3- 当今人世，君知多少？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0.mp3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袭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后的“基地组织”登上了新闻头版。伊斯兰极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风口。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对恐怖袭击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边，共产党严厉钳制言论自由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场景。从互联网论坛、聊天室，到大学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对此欢呼：“干得好啊！”“强烈支持针对美国的正义行动”……根据中国主要网站“网易”对91,701人的调查，表达“强烈反对恐怖主义”的只占17.8%，多数人或者选择“反美”或者选择“好戏在后头”等幸灾乐祸的态度。[10] 这些为恐怖袭击欢呼的中国人和本‧拉登们素未谋面，但是他们表达出相似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来自同一个毒根的毒素，这个毒根就是共产邪灵。中国人受毒害，是因为从小在魔鬼的党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维框架思维。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战争中，是抗击共产主义苏联的，他的恐怖主义怎么会与共产主义沾上边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些本‧拉登们的恐怖主义思想来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号称“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11]“当代圣战组织教父”[12]的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 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反恐专家、前美国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员威廉‧麦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声明他们的动机时常常引用库特布的教导，并把他们自己当作库特布衣钵的承传者。[13]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继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将库特布的思想看作是点燃了极端伊斯兰圣战运动之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年发表了中东问题专家汉森‧汉森的报告《伊斯兰国（ISIS）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根源和政治内涵》，在结尾处报告引述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的话来概括伊斯兰国的思想核心：“伊斯兰国由赛义德‧库特布规划蓝图，由阿卜杜拉‧阿扎姆传授，由奥撒玛‧本‧拉登将之全球化，由阿布‧奥玛...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9.mp3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两架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地标建筑世贸中心，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两幢100多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塌。这是继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外国势力首次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死亡或失踪人数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行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从此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基地组织（Al-Qaeda，又译盖达组织）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译宾‧拉登）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 恐怖主义（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这两个词最早出现于1795年，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实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有关。[1]而正是这一场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统治”为日后共产主义的发端铺垫了基础。 现代的恐怖主义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共产党政权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是共产党政权向国外直接输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第三种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诸多恐怖行径的背后，都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阴影。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的百年实践，处处都伴随谎言、暴力和杀戮。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产政权建立后，无一例外都动员国家机器大搞恐怖主义。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列宁以恐怖主义起家。被列宁视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头子的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被坦率地承认。”[2]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发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对于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国18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有着继承关系。[3]俄国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8.mp3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经济的繁荣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但经济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经济发展路径背离了道德的约束，就会导致经济的灾难。当道德基础被摧毁的时候，经济的富足既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也不可能长久，更大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 《人民日报》在2010年的报导中承认，虽然经济在增长，国民幸福指数却逐年下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状却是腐败横行、环境严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们对生活缺乏安全感。财富增长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并行。 这反映出共产主义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人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人来到世间，神给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国人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饭前祷告，感谢神赐给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财富来自神的恩赐，常怀谦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乐”。 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世界巨富亚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银行里的钱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对海难，他选择了遵守道德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原则，将他的位置让给了两个惊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货公司的合伙人斯特劳斯（Isidor Straus）则说：“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终拒绝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刚刚雇用的女佣艾伦‧博德（Ellen Bird），选择和丈夫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刻。[26] 面对保留巨额财富与保全生命的诱惑，这些巨富们选择了恪守传统的价值。他们的道义选择，彰显了人类文明与人性的光辉：高尚的人格，其价值重于生命，更重于财富。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说：“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钱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们能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财富和生活，由人的贪婪、懒惰、妒嫉等带来的经济问题就会极大削减。人能抑制私欲，共产主义的邪说就无法蛊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会得到神的赐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静、社会安定，这才是人应有的经济...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7.mp3 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如今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会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来自称帮助工人阶级“谋福利”的工会，为何反而成了损害工人利益的罪魁？这一点我们从工会的历史和“使命”发展演变来看就很清楚。 工会起初是由无技术和低技术劳工自发成立的组织，与资方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帮助调节、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共产邪灵则把工会作为推行共产主义运动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论述工会问题时很明确地提出：“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15] 列宁认为，建立工会和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方法，“工会将成为党的支柱和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宁还提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立起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他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16] 在19世纪中后期，共产主义和左翼势力利用工会煽动工人大规模罢工，有时提出苛刻要求，甚至采用暴力手段，捣毁机器、厂房等，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共产邪灵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才能从乱中取利，混水摸鱼。 1905年10月，俄国工人举行全俄政治大罢工，参加人数达170多万，使全国经济陷入瘫痪。在此期间，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更激进的工会组织，被列宁称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将成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说，1917年十月政变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起源于工会组织。[17]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也被共产邪灵广泛渗透和利用。工人与资本家本是共生关系，共产邪灵则要拚命挑起、扩大、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工会。工会把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上升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强化固化这种对立关系，并以此为自身的存在制造合法性。为此，不断煽动工人的不满，指责资本家的问题，制造矛盾挑起冲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诀。 工会也许可以让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6.mp3 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在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下，西方社会轰轰烈烈呼唤“社会公正”，出现“最低工资制”、“纠偏行动”、“同工同酬”等诉求。这些诉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结果的平等，背后隐藏着共产邪灵因素，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魔鬼的陷阱。 这些诉求的鼓动者背后的魔鬼其实并不关心那些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这些运动煽动不满。如果做成了就得寸进尺，提出新的平权诉求，永远没有尽头。如果没做成，就把它当成公共舆论战，继续煽动不满，加强人们的平权观念，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由于邪灵煽动不满是在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同时进行的，一旦这些不满发生共振，同时爆发，就将为更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作好准备。背后的操纵者总是能够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势的一部分，然后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这个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不达到“绝对平均”绝不罢休。那些所谓“社会公正”的诉求，成为邪灵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西方自由国家在共产邪灵的操纵下被共产主义蚕食，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实践中，那些具体措施往往又事与愿违，本要保护的对象反而遭到歧视和打击。比如最低工资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权利，但却导致很多工厂考虑成本太高而不再雇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业。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不断积累攀升的过程。如果一味强调最低工资，事实上是剥夺了人们通过低工资低技能工作的训练走向报酬更高的职位的机会。工资水准一刀切既违背经济规律，也导致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再如经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为借口，要求社会改革。他们援引统计数字，声称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资低于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资，而女性的平均工资也低于男性的平均工资，这种收入差异是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结果。事实上，这种笼统的比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个类别中比较，结果会完全不同。有学者研究发现，男女双方教育水准都是大学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类白人家庭高。[14]只不过这样的黑人家庭比例较小，所以会看到总体平均工资的种族差别。这种同类比较本来是常识，但是当共产邪灵在背后煽动斗争的时候，人们却表现出选择性的失明。 邪灵并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号把人类带上共产之路和毁灭之途。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5.mp3 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共产主义宣扬结果均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显得非常冠冕堂皇，让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则是勾起人的恨与妒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上，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富有、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轻松、条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应该有，你能得到的我也应该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体现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发生在人们尚未处于“平均”状态的时候，挑起人对自己经济地位的不满是魔鬼煽动仇恨的灵丹。它激发人的非分之想，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过不正当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极端情况下毁坏他人财物，用不法手段谋财害命，最恶的则是发动暴力革命。 马克思为了挑起人的不满，把社会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农村是地主和农民，在城市是资本家和工人，让人们出于妒嫉而去仇恨对立的一方，让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农民穷，怎么办？抢！地主凭什么富，要富大家一样富。于是，中共号召农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强抢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杀掉，还要斩草除根。共产党首先煽动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来闹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11] 接着强迫所有农民都起来与地主进行阶级斗争，数百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二是主要发生在基本处于“平均”状态的群体里。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谁出头就打击谁，做多做少一样，做与不做都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一样，然而人的个性、智力、体力、道德水准、职业、分工、教育、生活环境、吃苦耐劳的程度、创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样，对社会的付出也不一样，怎么能够追求结果一样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产主义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国古人说：“天道酬勤”，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给予相应的酬劳。绝对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绝对平均主义之下，做好做坏一个样，勤劳懒惰一个样。懒人变相受到照顾，勤劳有能力的人被变相惩罚，甚至被怨恨和仇视，每个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齐，形成“经济向下拉齐”的畸形现象。这实际是要每个人都变懒，都等著别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车占便宜，或者不劳而获，或者去拿别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没...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4.mp3 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产动力与活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过度浪费与生产倒退。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再到柬埔寨、朝鲜，公有制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千百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 私有制符合人劳动求生的天性，如同顺水推舟；公有制违背这种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恶，私有制有助于发扬人性中的“善”，促进人的勤劳和节俭，公有制则放大人性中的“恶”，加剧人的妒嫉和懒惰。 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文明的增长依赖于重视私有财产的社会传统，这项传统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3.mp3 中共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可怕的道德危机。共产邪灵就是要让中国在展现经济实力的同时，道德全面堕落下去，用经济来败坏道德，用经济来掩盖道德败坏，让人们在洋洋自得享受经济利益时，不知不觉走到毁灭的边缘。 时下的中国，假冒伪劣有毒食品泛滥成灾，黄毒赌黑肆意横行，贪污腐败卖淫嫖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诚信危机、贫富差距、官匪一家、社会冲突、司法不公、见死不救……权力经济下的腐败已经无以复加，权钱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小官大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贪，几十亿几百亿地侵吞国有资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样腐败和道德堕落。 2011年10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震惊了全中国与全世界。2岁女童王悦（乳名“小悦悦”）被一辆客货车撞倒，司机不仅没有施救，还继续开车碾压离去，后面的车辆继续碾压，前后有18名路人经过现场，没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终因未及时施救而死亡。有国际媒体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丧失道德的经济发展，是混乱的、不可持续的、灾难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经济造成了生态危机，加剧了社会冲突；没有诚信的社会大大推高了经济成本，当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拖垮经济；不道德的国际竞争也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开始为此买单，进入收缩期。中国的经济是魔鬼暂时营造的海市蜃楼，中国只能被称为“强大”的弱国。经济上急功近利制造的表面繁荣，就如沙滩上的大厦，随时可能因为道德的全面沦陷与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而毁于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现有经济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因为共产邪灵本来也不在乎，也不会让中国的经济真正健康发展，毁灭才是其真正目的。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六十二）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2.mp3 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GDP增长，让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让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学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称赞极权体制的高效性。其实，中共经济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其经济增长的原因一方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问题，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不道德的权力经济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跟以下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对公有制经济的松绑、对完全中央计划经济的抛弃、私有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复兴，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中国人勤劳、聪明，但被共产党几十年束缚了手脚，都弄得穷怕了，想要挣钱的愿望一旦释放出来，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资金与技术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原有的公有制体制积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开发的土地、劳力与市场，相当于未标价的黄金。后者可以说是干柴，前者是油和火，两者结合，就燃起了中国经济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为中共极权统治，这把火本该烧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国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了。 流入中国的西方资金规模之大，是外界难以想像的。据统计，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亿美元。[23]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高达16,423亿美元。[24] 第三，西方国家还给予中共特别优惠的贸易地位与广阔的市场。2000年5月，美国决定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市场对中国打开了大门。 第四， 中共经济发展采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过血汗工厂，拚命压榨工人、农民，血腥强拆、一切只为经济增长开路，不顾环境污染与长期危害，在短期内占尽成本与速度优势。 中共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与市场、有利的贸易条件、国内的廉价劳力与低成本，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美中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一年800多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亿美元。 最后，中共作为世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赚取巨额外汇，以国家战略的模式来盗取知识产权，以图科技上弯道超车，用尽投机取巧的手段，造成“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也是对正常资...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1.mp3 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2012年，《纽约时报》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为题，讲述了一个当代美国福利制度给穷困家庭带来的心酸故事。 许多穷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移动房屋里。这些父母让孩子们从识字班里退出来──他们担心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 他们就不再有资格获得每个月的文盲补助。这些穷困家庭每个月可以从“补助安全计划”中获得一张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岁为止。[12]这就造成为了眼前的补助而放弃孩子教育的现象。 大约四十年前，这个救助计划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现在超过55%的受救助的所谓“残障孩子”属于模糊而无法清楚界定的“智力迟缓者”，全美有120万这样的孩子，每年需要纳税人90亿美元的救助。[13] 在这里，福利政策和人性恶的一面互相激励。这当然并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却间接帮助魔鬼达到了其毁人的目的。 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福利制度无法分辨受助对象的真实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贫困是因其自身的恶习，还是由于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无法有效帮助真正亟需帮助的人。[14] 从经济角度来说，滥用福利会造成财政上的额外负担，但是对于这些穷孩子来说，福利制度带来更大的悲剧。2009年的研究显示这些穷孩子到18岁以后2/3都转为成年的残障计划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15] 这个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残障”定义不断扩展，是当代福利制度为迎合选民不断扩张的一种表现；福利制度的“负面激励”导致滥用福利，造成社会道德衰退并引发经济问题，则是邪灵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手段，但不应当成为常态。福利对于因意外原因遭到负面冲击的人（比如意外工伤、疾病、自然灾难等）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以美国为例，截至2014年，从约翰逊总统开始的“针对贫困的战争”在五十年中花费了纳税人2.2万亿美元。[16]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国的贫困率过去近四十年基本维持稳定：贫困率并未通过救助降低。[17] 美国经济学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文化”，和“贫困文化”互为...

http://mp3mp4pdf.net/media/tw60.mp3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 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