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文摘 3- 当今人世，君知多少？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27.mp3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共识”的确立和巩固，是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操控人类，放大灾难意识以帮助其变异人类价值观，并最终在人间建立超级政府，推行共产主义的主要步骤。这一步骤主要是在科学界完成的，但是同时也借助了媒体、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学家不管其学术声望有多高，一旦公开表达对所谓“共识”教条的怀疑，马上就会面临来自同行以及所在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就范。在共产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只不过那些受到压力的人质疑的是共产党的教条。 大卫‧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国知名环保活动家、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 。但当他公开表示不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共识”教条之后，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不满。[48]随后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基金会主席，从前尊敬他的环境主义者转而认为他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钱。[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兰皇家气象学会的主席，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支持“共识”的教条，他被解除了职务。类似的，世界气象组织官员阿克塞‧温尼尔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员诬蔑为“工业界的工具”； 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苏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东尼奥‧斯派兰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们质疑气候变暖理论之后，再也没能力获得研究基金。[50] 美国州气候学家协会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斯（Patrick J. Michaels）在其著作《气候之极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全球变暖科学》中列举了许多环保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科学异议达到“共识”的例子。由于他坚持气候不会导致灾难，这种乐观立场和“共识”教条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长告知不能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言。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另一位州气候学家、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乔治‧泰勒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泰勒最终被迫辞职。前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莱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华的州气候学家，同样地他也被州长告知，不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发言。华盛顿州的气候学家助理马克‧奥尔布莱特（Mark Albr...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26.mp3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约每隔五年评估已有的科学研究并发布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声明，建立气候问题上的“科学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35]报告中列出了包括领衔作者、参与作者和评审专家的数千人名单。从此，报告结论就常常被说成是全世界数千名顶尖科学家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文简称框架公约）声明，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注意声明首先已经暗含了假设：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引起的，并且会造成危险）。随后，IPCC被赋予一项任务：鉴定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危害。[36]框架公约声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设是人类为造成危险气候的元凶，这就等于给IPCC的“鉴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气候变化不会造成危险，或者不是人类造成的，那么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政策，为政策制定而设立的IPCC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冲突”也局限了IPCC的关注方向。[37] 结合以上历史来看，就不难理解围绕IPCC共识的建立过程发生的以下事件： a）IPCC报告删除不确定性陈述 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5年）发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贝。塞茨博士发现在评审科学家审核通过之后和印刷之前，文本进行了大幅改动，有关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不确定性的描述都被删除。塞茨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道：“在我作为美国科学界成员的六十多年里，包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期间，我从未见过同行评审过程比这更令人不安的腐败。”[38]被删除的文字包括：     “没有研究证据明确表明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归结为温室气体增加。”     “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全部或部分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原因。”     “在气候系统总体自然变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之前，任何声称检测到重大气候变化的主张都...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25.mp3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公众争论也异常热烈，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治圈，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变暖，并将导致危险的气候灾难”。同时强调这一结论是科学家的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学定论（settled sience）。在一些环境主义信徒眼中，反对这一结论的不但是“反科学”，也是“反人类”。前述破坏电厂的“绿色和平”成员之所以被判无罪，就是因为请到了鼓吹这种“共识”的知名专家为其提供证词，声称电厂每天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将导致多达400个物种被灭绝等等。 科学界真的达成共识了吗？美国科学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气候科学还没有定论”。[27]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教授史蒂夫‧库宁（Steven Koonin）也撰文说“气候科学尚无定论：我们远未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制定好的气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读者，“公众基本上对气候科学界内的激烈争论毫无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实验室的会议上我观察到超过100名来自政府或者大学的研究者互相争辩，试图努力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从自然的气候变化中区分开；他们争论一些绝非无足轻重，而是我们［对气候的］根本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明显的却出乎意外的过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减缓。”[29] 总的来说，地球表面温度自1880年以来总体上有所上升，人类正在向大气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对地球有升温作用──科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变暖是由人类活动的原因主导还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纪末地球将变暖多少？人类有能力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吗？变暖是否会造成“灾难”？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界似乎确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形成了某种“定论”：因为反对“共识”的声音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媒体和学术期刊上。 前美国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学家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国家公共广播（NPR）的采访时说：“我毫不怀疑全球变暖的趋势存在。...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24.mp3 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在40个国家都有办公室，年收入超过3.5亿美元。“绿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环保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的共同创办人、1977年离开绿色和平的保罗‧沃森（Paul Watson）曾说过，“大卫‧麦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绿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诀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的秘诀：无所谓什么是真的，有所谓的是人们认为是真的……媒体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绿色和平成为神话，成为了产生神话的机器。”[23] 派翠克‧摩尔（Patrick Moore）也曾经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一位共同创建人，曾经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环保事业。他后来辞去了“绿色和平”的职务，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政治上已经急转弯到了左派，[24]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具有政治议程的组织，比如对广泛的工业化学品都怀有敌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学。[25]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绿色和平”成员因为爬入英国一家燃煤发电厂搞破坏，造成了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而被起诉。他们承认试图关闭电厂，但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损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灾难）。法庭最后认同他们的行为无罪。此前“绿色和平”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法庭胜诉记录，包括破坏核电厂、汽车公司甚至喷气战斗机制造厂等等。[26]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照此逻辑，合法与非法间还有界限吗？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乌托邦的邪说把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合法化；披上绿色环保外衣的共产主义变种则鼓吹环境灾难，以此变异人的价值观。上例中“绿色和平”成员成功说服陪审团接受其犯罪动机的“正当性”，正反映大面积人群受到蛊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说。让人抛弃神定下的普世价值，正是魔鬼毁人的手段。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 ...故此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23.mp3 环保主义受左派影响，从一开始就比较激进。它有许多激进的分支，包括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激进的，比较广为人知的组织包括“地球优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团体，它们采用直接行动以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放置炸弹和纵火），被称为生态恐怖主义  （Eco-Terrorism）。 “地球优先！” 兴起于1979年，口号是“保卫地球母亲，绝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针对伐木、水坝建设等项目采取直接行动。一个著名的做法就是采用“树坐”──坐在树底下或者爬到树上──来阻止伐木。“地球优先！”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包括具有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进的成员发起了一个叫“地球解放阵线”的分支，手段则是纵火。2000年底，美国长岛上的9栋豪华别墅，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它们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园中。地球解放阵线，这个臭名昭著的环保恐怖组织，像往常一样，纵火后理直气壮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烧（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标语。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阵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22]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普通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上的观点分歧。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分子无异的环保恐怖分子。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分子无异的环保恐怖分子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22.mp3 当环保主义进入政治，就产生了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称为生态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国成立的绿党，就是绿色政治的产物。通过参与地方和国家选举，企图进入决策圈来实施其理念。绿色政治的范围通常并不完全局限于环保，而是掺入了社会公正、女权主义、草根民主、反战与和平主义等。“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就是这些绿党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2001年发布了《全球绿色宪章》，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打着平等的口号，甚至要把人与动物平等看待。[19] 由于环保主义常常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导，再加上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许多前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残留力量开始组建绿党或者加入现存的绿党，使得绿党中很多人都在意识形态上偏左，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叫“绿左”（Green Left）。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想复出政坛，但极不顺利，于是变身为环保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显然，戈尔巴乔夫会把共产主义因素带入他的环保事业，言辞之间总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环境灾难的意味。[20]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直接参与环保运动的也不少。澳大利亚的“绿色禁令”运动（Green Ban）的发起人之一杰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成员，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全国主席。[21]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绿党遍地 绿左参政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21.mp3 顾名思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所以，又被人戏称为“西瓜”──外面是绿的，中间是红的，或者“红绿帮”（Red Greens）──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典型诉求，比如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态学中，明确地要用环保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最能表现生态社会主义立场的，就是2001年由乔尔‧柯维尔（Joel Kovel）和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发布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维尔曾寻求2000年美国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没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 “第四国际”（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员。宣言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必将被生态社会主义代替。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或者派别，而是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维尔出版了新书《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详细阐述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主张用更激进的新方向来改变现状。[18]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用更激进的新方向来改变现状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20.mp3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提出生态概念的英国人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 和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费边主义者（费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兰克斯特是动物学家，是马克思的年轻朋友。在马克思晚年时，兰克斯特是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兰克斯特曾写信给马克思，称他正“以极大的乐趣和受益”了解后者“在‘资本论’方面的伟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国最重要的植物生态学家，“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是“英国生态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伦敦大学学院上学时，深受兰克斯特的影响。[15] 从兰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当然，生态学与环保主义并非一回事。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环保主义特别关注生态灾难。不过，生态学能够为如何界定生态灾难提供理论基础，与环保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就是从生态学衍生出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态危机概念；扩展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产与环境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危机、双重矛盾理论。用理论性的论述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被称为第一个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条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第二个矛盾导致生态危机。[16] 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因为经济危机而走向灭亡，反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于是，第二个危机──生态危机，就成了共产主义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学者们给环保运动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是为环保主义的激进化推波助澜。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态危机概念；扩展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产与环境的矛盾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9.mp3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10] 美国作家布莱恩‧萨斯曼在《生态暴政》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的思路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没人有权利从自然资源中获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鲸鱼、蜗牛还是气候，所有理论的基础都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这种获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尽快阻止，会最终毁了这个星球。”[11] 这场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涉及了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等，我们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其思想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8.mp3 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7.mp3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 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6.mp3 上述种种法律乱象的出现，说明法律已经远远偏离了对神的教诲的遵从、对道德信仰的遵从。那些匪夷所思的反传统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过与执行，说明法律的传统道德根基已经被魔鬼动摇，这个社会道德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反传统的法律把恶的行为合法化和常态化，等于为邪恶大行其道打开了大门，甚至于是打开了罪恶大门而关闭了从善之门，把社会引向歧途，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沉沦和毁灭。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权威，削弱了法律的治理能力，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将导致政府干预的加强。 变异的法律将继续摧毁传统信仰，其最终结果将会把社会引向极权。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因为只有一个专制的体制才能将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制法律，法律就将成为魔鬼败坏人的强大武器，人类将无时无刻不在魔鬼的牢笼与枷锁之中。面对此困境，人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进行反抗，拒绝执行法律；或者改变自己的道德观念，顺应变异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则法律形同虚设。正如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34]同时社会出现抗争、震荡与撕裂，而对法律的不同态度也将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争斗，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强。如果是后者，则会导致传统道德被不断抛弃，社会道德下滑，法律则会更加变异，甚至变成“恶法亦法”而无人察觉。 如果走到这一步，无论社会大众如何反应，最终都将落入魔鬼的陷阱，难以逃脱。 《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曾列出了共产党渗透美国的45个目标。我们将抽取与法律有关的条目，并一一比照现实。 第16条，用法庭的技术决定削弱美国的重要机构，称其活动侵犯了民众的权利。 第24条，废除所有关于管治淫秽信息的法律，称它们为“言论审查”，侵犯了言论和出版自由。 第29条，质疑宪法，称其不足、过时、无法适应现代需要、阻碍了世界上国家间的合作。 第33条，废除所有干涉共产党机构运作的法律法规。 第38条，将一些逮捕人的许可权从警察手中移交给社会机构。把所有的行为问题视作精神错乱并只有精神病医生才能知道如何处理。 第39条，控制精神科职业，使用精神健...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5.mp3 当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国宪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见的条文时，他们就转而从外国的法律中找依据。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为法案，却在宪法中找不到相应的条款，于是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国的“权威机构”的条款，称其为“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人类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间性行为“自由”。[32]该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废止了其它13州的反同性间性行为的法律。 共产主义思潮以各种方式席卷全球，亚洲和欧洲社会主义化的倾向已经极为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严重，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都是没有社会主义头衔的社会主义国家。加拿大也无法独善其身。 随着商业扩张和全球化的推广，美国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国家绑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国际惯例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产主义的因素引入美国，而那些因素又会通过判例改变美国宪法精神，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美国宪法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龙头，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守传统底线，那么全球都将沉入共产主义的泥淖中。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依据外国法律先例为同性恋行为脱罪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4.mp3 在自由主义影响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门刻意限制执法部门的正当权力，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共产邪灵的最终目的是以此造成国家机器的瘫痪，藉以制造社会动荡，为扩大政府权限制造借口，或伺机发动政变或革命。 很多州通过了极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护州”法令。比如某“庇护州”禁止联邦官员拘捕当地监狱里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进行拘捕，并禁止地方执法机构与执行移民法的联邦特工合作。 对犯罪分子的庇护令给公众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枪手萨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该市保护令被三藩市监狱释放，而联邦移民官员则要求交出他，以第六次将其驱逐出境。萨拉特当时已经在美国犯下累累罪行，七次被控重罪、五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抢劫、枪支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护，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三藩市街头。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时，三藩市警察局将他释放，几个小时后，他枪杀了一名在三藩市渔人码头散步的女子。 在对罪犯定罪的时候，对检方要求极严，表面看是在保护嫌犯的合法权益，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的漏洞。特别是狡猾的、有权势、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师出面辩护的，诉讼过程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将其绳之以法也非常困难。 随着“性解放”思潮的扩散，法院引用所谓的生理学与性学研究结果，说明性侵害后果不严重甚至无害，以此轻判性侵害犯罪行为的案例数量相当惊人。[30] 还有很多犯罪分子被提前释放，名义上是经费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权利，但实质上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坏社会安定，为未来政府扩充权力埋下伏笔。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对罪大恶极之徒施以相应的惩罚，杀人偿命是自古以来的通则，但有的国家、州却以“人道”、“宽容”、“尊重生命”为名废除死刑。 在变异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冲击下，一些人总是热衷于关注罪犯的“权益”，无论他们犯下多么凶残的罪恶，也要为其权利呐喊；而面对罪行的受害者，这些人反而默不作声。如果一个凶徒无论如何杀人放火、谋财害命而不用偿命，还可以由纳税人供养终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这对死去的冤魂、对那些受尽屈辱与痛苦的当事人和家人...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3.mp3 《圣经‧创世纪》中讲述了索多玛（Sodom）城的毁灭。其深重的罪恶之一就是同性恋。因此Sodom这个城的名字，已经演变为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恋”行为。只要对《圣经》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是违背神的诫命的。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个自由派法官加上摇摆法官）、4票反对（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当时的总统随后将白宫的推特图像改为象征同性恋的六彩颜色。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也让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个州都无法执行他们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罗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职员出于个人信仰原因，拒绝向同性婚姻双方颁发结婚证书，并拒绝服从必须颁发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狱，被处以5天监禁。[27]这一裁决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宪法赋予她的信仰自由权。司法裁决被摆到了比神的诫命更高的位置上。 当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决后，前阿肯色州州长、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克‧哈克比称，这是一个“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丽列举了9项法官对道德的侵蚀。它们是：1. 重写宪法；2. 禁止赞美神；3. 重新定义婚姻；4. 侵蚀美国主权；5. 提倡色情作品；6. 培养女权主义；7. 严重阻扰法律的执行；8. 干涉选举；9. 加税。 截至2017年，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已经正式认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葡萄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令人触目惊心。[29]法律可以体现道德，反过来也影响大众道德的走向。将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合法化，等于是政府和法律教导人违背道德、违背神的诫命。 另一方面，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下，社会大众、民间团体，尤其信仰团体对社会乱象的批评被上升到政治与法律的层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为被合法化后，评论与批评此事很容易被指控为违反法律，比如性别歧视。这样的法律成为变相箝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借口，等于为同性恋张目，让人无限度地放纵欲望，走向堕落。 推卸个人责任 传统的宗教都是重视个人责任的。《圣经‧以西结书》以一...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2.mp3 上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左派的各种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摇滚乐、嬉皮士、女权运动、性解放等背离传统的运动甚嚣尘上。此时，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 在沃伦做首席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裁决，包括裁定公立学校祷告违法。[20]另一项裁决则是全面允许淫秽信息的出版发行。[21] 美国学者菲利斯‧施拉芙丽（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义者──如何终止法官暴政》中给出统计资料──从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项裁决，推翻下级法院禁止淫秽信息的判决。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没有签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两句话。换句话说，大法官们无法论证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后，好莱坞在1966年从制片法规中去掉了对淫秽信息的限制。之后，各种淫秽作品爆炸式增长，如今已经无处不在。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原本是指表达政治意见的言论自由，而非出版色情制品的“言论自由”。 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当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广泛批评的画面，其记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画面，并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里。[23] 大麻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严格管制的毒品，滥用大麻会使人产生幻觉甚至威胁生命。在美国，1996年起加州允许大麻作为处方药剂，许多州予以跟进。到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通过所谓“法律”，允许大麻用于“娱乐”（即“吸毒”），在这两个州内，种植、生产、销售大麻给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将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于2018年7月1日实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给人的身体造成重大伤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赖。当毒瘾发作时，人可以为获得毒品放弃一切道德底线。但是，主张大麻合法化的人认为，只要大麻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就可以有效减少非法毒品的流通，并可以通过合法化来加强毒品的监管，抑制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率。 许多州通过大麻合法化，也期待着毒品能够给政府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我们不难想像，当人依赖毒品而无心工作的时候，社会财富的创造必将大大减少，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大大增加...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1.mp3 在美国生活中，神无处不在。这个国家的箴言──“我们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仅出现在美国国歌的歌词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纸币上。美国的《独立宣言》将神称为造物主，并认定我们的人权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美国所有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和法官，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要在最后说“请神帮助我”（so help me God）。总统演讲的最常见结尾是“神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学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将美国描述为“在神之下的国”（One nation, under God）。 这些传统有的持续了二百多年，几乎与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历史相始终，但在过去六十年间，却不断受到共产主义追随者的挑战。 前文提到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掉在美国公众场所的“（摩西）十诫”，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2001年，该组织要求强行移除位于州法院圆形大厅里的“十诫”石板，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审理此案。此位法官写了76页的判词，做出了有利于该组织的判决，其理由听起来十分荒唐，比如他说圆形大厅庄严肃穆的环境、石板后的壁画和人工瀑布所营造的神圣气氛是他要移除“十诫”的理由，还说石板斜著放置，仿佛一本打开的《圣经》，这让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马州在推动、认可或赞成基督教”。[15] 事实上，这并非故事的开始，也不是结束。早在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已经禁止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出现“十诫”。该判决引发了在全美移除“十诫”的潮流。该组织甚至在犹他州宣布，如果谁发现了仍存在的“十诫”，向该组织举报即可获得奖励。[16] 美国一巡回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决，禁止公立学校的“效忠宣誓”，因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这一判决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这种较量一直在进行，从美国国歌、国家箴言、效忠誓词、学校祷告等等，都在无神论者或左派活动人士的攻击下。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的是，“神”在上述场合出现的时候是泛指的神，独立宣言中称为“造物主”。每种宗教都有自己对造物主的认识和定义，因此“神”这个字本身，并没有在宣...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10.mp3 法律效力的实现要经过一整套环节，包括立法部门通过法律，行政首脑签署法律，法官通过法律进行裁决，执法部门执行法律。这中间，教育界、媒体业、法律界，甚至娱乐业等领域的不同团体与个人也都参与其中，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共产邪灵在各个领域寻找其代理人，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因此受共产邪灵影响和利用的政治团体千方百计要把思想与其一致的人送进相关部门，争夺政治首脑、法官、检察官、司法系统的重要职位。 比如青睐自由主义的总统会千方百计任命与其观点相近的大法官，影响法律裁决，或使用行政权侵蚀法律。某总统任内总计对1385名囚犯减刑，同时赦免了212人，成为自杜鲁门总统之后宽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总统（美国历史上任期内赦免数量最多的也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11]他离开白宫前，曾签发特赦令一次缩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数获得减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万份美国军事机密文件的人。此人于2013年认罪，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由于总统特赦，只被关了4年就出狱了。虽然赦免是宪法授予总统的合法工具，但惊人的特赦数量无疑是在侵蚀法律本身惩恶扬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的《约翰逊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在进行若干活动时将丧失免税地位。这导致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 共产邪灵还操纵各类政治团体，试图通过影响选举来改变检察执法。一个由进步主义政治金主和团体送上位的地区检察官上任第一周就一口气解雇了31名检察官，呼吁要终结“大规模囚禁”，还下令其办公室停止起诉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形。一位检察官联盟主席认为，这等于号召检察官选择性执法。这种现象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求民选官员忽视他们发誓要维护的法律。[13] 法官还可以动用裁决权对行政部门的法令进行封杀。比如根据美国移民法律的授权，总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法官则以“信仰歧视”为由阻挠总统旅行禁令达四个多...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09.mp3 如果说，法律在共产国家是魔鬼可以随意玩弄、作为其用来维护统治、固化意识形态与打压百姓的工具，那么在自由国家，魔鬼的图谋则是颠覆法律的传统信仰与道德基础，变异善恶标准，争夺法律制定权与执行权，并确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准则与实践。本篇重点讨论作为法治国家领头羊的美国在法律领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蚀。法律与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密切相关。在共产邪灵渗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个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无法幸免于被邪灵全方位渗透变异。 ...... 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圣的，但随着共产党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广进化论、无神论，法律被切断了与神的联系，沦落为一种工具，一种人与人之间报冤复仇、解决纠纷、讨价还价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为信仰来源被切断，法律的精神开始偏移，从维护公平正义，偏向为以人的观念和欲望为依归，这让背后的共产邪灵可以利用代理人在变异观念思维下通过它所要的法律，实现其毁人、毁社会的目的。 以美国为例，受共产主义深度影响的“社会公正”、“自由主义”等思潮在改变着社会道德观念，也冲击着法律的道德基础。在实际运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谓“自由”、“进步”、“宽容”的口号，偷换概念，排斥与摧毁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础，从而影响何种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释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传统信仰认为婚姻是神明确规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同性“婚姻”违背神的教诲，是不道德的，这必然影响到法律对婚姻的定义与解释。如果坚持道德源于神的诫命，那么道德不会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变的上位法做依据，如果某种行为两千年前依照神的诫命被视作罪恶，今天也应当如此。自由主义则排斥传统信仰与道德判断，将道德视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世俗约定，于是婚姻被视为自愿结合的“契约”，对“同性婚姻”的认同被视为符合“进步”或“自由”的原则，这样自然会导致法律的变异。 魔鬼利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让法官把传统道德和法律分离。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个堕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对此表露得最为直接：“我们有些人会认为堕胎违背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然而这并不能左右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责任是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强制实行我们自己的道德原则。”[10] 大法官们在此强调的是，“自由”是法律的关注...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08.mp3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里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与“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相抵触。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07.mp3 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艺术可以归正人心、提升道德、调和阴阳，甚至达到与天地、神明的沟通。 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共产邪灵通过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创作出数量极其庞大、种类极其繁多的“艺术”作品，引导人反神、排神、亵渎神、反传统、反道德，魔变整个社会，说惊世骇俗已不为过。 对比传统艺术之美，今天的现代艺术可谓丑陋怪恶到了极点，人类的审美观念已被彻底颠覆。“先锋艺术”大行其道，赚得钵盆盈满。而曾经被视为神圣高雅的艺术，如今被高度娱乐化、庸俗化甚至魔化，变成了可以被大众随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对象，甚至是满足人的欲望和发泄魔性的工具。美与丑、雅与俗、善与恶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颠倒。魔鬼的丑恶、无序与阴暗被构建成“普世价值”，人类社会充斥着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挟著，加速走向堕落和毁灭。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与传统，人类才能重新走上艺术复兴之路，重现真正的艺术的美、神圣与辉煌。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06.mp3 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以语言为载体，传承著神赐给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宝贵的生活经验。古希腊两大经典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生动展现了特洛伊战争前后复杂曲折的历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历史的恢宏画卷。史诗所歌颂的勇敢、慷慨、机智、正义、节制等美德，成为古希腊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鉴于文学对人的巨大影响，邪灵操控其人间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制推广大量的“文学作品”，给世人灌输魔鬼的意识形态，诋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散播对人生的绝望感、荒谬感、虚无感，让人整体适应魔鬼统治之下的邪恶、变异的污浊世界。文学成为魔鬼统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输魔鬼意识形态的是共产党徒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类作品。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公社委员欧仁‧鲍迪埃创作了《国际歌》，叫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扬言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和文艺作品中广为使用。 在苏共和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为了给民众洗脑，也指使其文人采用相对传统的技法，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阶级意识”，图解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出产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苏联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曾经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共产党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把这种文艺的功能概括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28]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非常明显，对此人们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但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类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学破坏传统。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诋毁神传给人的正统文明。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邪灵都利用具有邪恶变异思想的文人，创作和传播扭曲及辱骂传统文化的作品。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当中凭著对传统的恶毒攻击而一举成名的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就是这个鲁迅，被毛泽东吹捧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还说...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05.mp3 各种现代艺术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以丑为美，彻底颠覆了传统审美观，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马塞尔‧杜尚在小便池上签名，以“泉”为题在纽约展览，虽然当时被拒绝展出，这种“恶搞”却被后来的艺术家和艺术院校认为具有“开创性”。至此架上绘画空前地被否定，装置艺术随之兴起。伊弗‧克莱恩（Yves Klein）于1958年在巴黎依丽丝‧克雷尔画廊举办一个名叫“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无物的四壁。 德国先锋艺术家的精神领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个头部涂上蜂蜜和金箔，怀抱一只死兔子念念有词三个多小时──《怎样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博依斯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一次，一个人实在忍无可忍地质问博依斯：“你讲了太阳底下所有的东西，就是不讲艺术。”博依斯平静地回答：“我认为太阳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装在90个小罐子里当做艺术品出售，名为《艺术家之粪》（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个大便罐头在伦敦以182,500英镑售出，相当于差不多20.3万欧元，是当天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的数百倍。他还直接在脱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签名，给那些让他签字的裸女命名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进行展出。 还有女教授脱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画家用动物粪便乱涂的东西居然还得了著名大奖。中国有的所谓“艺术家”赤身裸体，全身涂满蜂蜜和鱼油，让苍蝇沾满自己的身体。这种场景让人感觉到生命是下贱、丑陋和恶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调查中国“极端艺术”的纪录片“北京秋千（Beijing Swings）”中，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尔德马‧简纳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评论道：“中国正在制造全世界最离谱、最黑暗的艺术。”[19]其实，这是人追求魔性的结果。一些所谓“现代艺术”的龌龊恶心、下流无耻其实早已超出了人类的心理承受极限，“先锋派”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场艺术领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潮流让艺术界搞现代主义的人如鱼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画家们举步维艰，严...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04.mp3 许多世纪以来，古典艺术代代相传。这种传统延续到20世纪戛然而止，艺术传承被一个接一个的激进和前卫的“主义”替代，艺术迅速走向变异，“宏大、鼓舞人心和美丽的（艺术）被新的、不同的和丑陋的代替。”[10]艺术的标准降低，直到降得没有标准，只剩扭曲的自我表达。人类失去了审美的普世价值。 回顾所有这些新的艺术运动或“主义”的源头，都与共产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艺术家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变种共产主义者，或是受这些思潮影响的人。 共产国际的匈牙利文化委员、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创办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背弃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该文化形式必须排除“自觉地模仿创世主的艺术”。德国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称：“艺术抗议并超越现存的社会关系，它颠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也就是日常经验。”[11]也就是说，他们要鼓动艺术去反神、颠覆传统道德。此类观点主导了现代艺术的走向。 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创人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参与者之一。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以及激进艺术家组织“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造”旧制度和建立新的美术趣味的工作。在库尔贝的授意下，联盟拆毁了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物──旺多姆纪念柱（Vendôme Column，后被重建）。库尔贝否认人类是上帝创造的，着意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他的“名言”是：“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12]库尔贝一边搞革命，一边“改造”艺术。他的画以“现实”之名，用丑陋代替美，将画暴露的女人，特别是画女性生殖器作为其“革命举动”，以实现对传统的反叛与颠覆，配合煽动共产运动。从库尔贝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和现代艺术在诞生之初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艺术家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一个个艺术运动接连出炉。不同于传统的流派，这些艺术是一场场断裂式的“先锋运动”。“先锋”（Avant Garde）一词最早就是被社会主义学者运用于艺...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03.mp3 艺术在正反两方面都可以对人类的道德价值、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仍然能够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 “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科学界对莫扎特音乐对人乃至动物的正面影响开展了多项研究。2016年，对莫扎特效应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莫扎特音乐对人类的认知功能、行为有正面影响。令人惊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乐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勋伯格的现代无调性音乐对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乐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有负面影响。[5] 与无调性音乐相比，摇滚乐的负面效应更大。有人曾经统计过两个相似城市的资料，广播电视大量播放摇滚乐的城市，未婚先孕、辍学、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乐的城市高50%。许多摇滚乐美化自杀，[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郁的歌词，都可以被看作鼓励自杀，而且年轻人听多了摇滚之后去自杀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7]听了摇滚乐按照歌词描述的死法自杀的青少年并不少见，摇滚乐手陷入抑郁、滥用毒品甚至自杀更是一个普遍现象。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负面例子是纳粹国家电影《意志的胜利》。该宣传片（尽管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辩称她所拍摄的是纪录片）艺术手法高超。它展现的宏大场面和力量，使得观众对其背后传递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许多首创的拍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响了诸多后世电影。它为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2003年，英国《独立报》评论说：“《意志的胜利》蛊惑了许多人，使他们赞赏而非轻视纳粹主义，无疑为纳粹党在世界范围内争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艺术的巨大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和魔鬼为什么要变异人类的艺术。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https://mp3mp4pdf.net/media/tw102.mp3 人类关于“美学”的探讨汗牛充栋。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来自天国世界。高深的艺术，都尽力模仿并在人世间展示天国的美。有些艺术词汇是从相关的神的名字直接演变来的。如果某一领域的艺术家能得到神的启迪或加持，就能成为该领域中的翘楚。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秉著对神的虔诚信念，殚精竭虑地创作歌颂神的作品。他们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在内的文艺复兴中期的艺术家，神奇地掌握了远远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时代人的技法，他们的绘画、雕塑、建筑等作品，成为人类艺术的不朽经典，几百年来为人类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欣赏借鉴这些作品，不仅能让后代的艺术家学习纯正的艺术技法，也让普通人真切体会神对人的关怀和眷顾。如果人们对他们的艺术作品、手法和精神善为保存，就能够保持和神之间的联系，即使在人类社会普遍下滑之时，还有希望走回传统和得救之路。 音乐同样如此。德国一家歌剧院有这样的话：“巴赫给了我们上帝的言语，莫扎特给了我们上帝的笑声，贝多芬给了我们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给了我们音乐，使我们可以不用语言祈祷。”巴赫一生以敬仰、赞美和侍奉神为最高创作原则。在巴赫的所有重要乐谱上，都可以看到SDG这三个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缩写，意思是“荣耀归于上帝”。 这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启示后，把天国世界的事物表现在我们的物质空间中。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绘画与雕塑、古典音乐中最杰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创造的，并成为人类艺术的巅峰。 艺术包含着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创造和沟通。艺术的创作都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就是作者试图表达的某种信息，无论其艺术形式是诗歌、绘画、雕塑、摄影、小说、戏剧、舞蹈或电影等。艺术家试图把这种“主题”传递到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心里，这一过程就是“沟通”──即让受众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艺术创作的目的。 为了达到沟通的目的，艺术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对象则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间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艺术家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提炼出模仿对象更深刻或更本质的元素，以增强艺术家的“表现力”或者说“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拥有对神的虔诚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会赐...

http://mp3mp4pdf.net/media/tw101.mp3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 西方国家里很多自由派媒体沦为共产邪灵掩盖真相、误导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体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各种不择手段的攻击、谩骂、诋毁，不计媒体自身声誉、不计社会后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追求名利、无知、懒惰、自私、被滥用的同情心、争斗心等等。有的人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装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传统的价值，有的人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堕落的“大众需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而顺从堕落的标准，有人出于妒嫉和敌意编造假新闻，有人由于无知和懒惰而听信假新闻，有的人利用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谓的社会正义，带动整个社会往左转，有的人为了政治、经济目的而不择手段…… 媒体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们赖以获取日常大众信息的生命线，也是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大众的信任。客观、公允是对媒体的基本伦理要求，是人们对其信赖的关键，但今天的媒体乱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媒体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体的使命、重现新闻业的辉煌，是媒体人的光荣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真。媒体对真相的报导是全面的，而且是出于诚意。很多媒体在报导社会现象时呈现的是局部的真实，往往带有误导性，有时比谎言更有害。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善。媒体的善并不是对同情的滥用，不是政治的正确，而是为了人类真正长远的福祉。人类的出路不在于短期获得多少经济利益，更不是共产邪灵炮制的乌托邦，而是沿着神给人开创的传统之路，提升道德水准，最后能返本归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园。一个媒体让社会重德才是根本的为善。人类社会是善恶同存的，传播真相、揭露邪恶、抑恶扬善，是媒体的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更多地关注事关人类前途的大事。在人类最近一百多年里，出现了自由社会与共产阵营的对峙。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对峙，实际上是正与邪、善与恶、生与死的交锋。共产邪灵在全世界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在东欧共产政权解体之后，其...

http://mp3mp4pdf.net/media/tw100.mp3 在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中，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没有道德底线的超限战。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传统派候选人川普直言反对“政治正确”、提倡回归传统价值、法治秩序、减税振兴经济与生活、复兴人对神的崇敬与谦卑等将美国“向右拉回”的举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川普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在大选中，左倾媒体利用各种手法刻意丑化、集体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外来人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让人生出鄙夷、不愿与之为伍的心态，以左右大选导向。除少数几个媒体外，几乎95%的媒体都预言川普肯定会落选。但事与愿违，川普最后赢得了大选。 通常来说，无论选战如何激烈，选战结束后，不同党派、团体都应重归正常运作。媒体更应秉持公正准则，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媒体中立的原则。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并没有从选战时期走回国家正常运作之中，而是继续选战的仇恨，甚至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哪怕自毁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体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绩，如金融市场创历史纪录的股票行情、美国外交上的胜利、几乎彻底消灭伊斯兰国（ISIS）、美国失业率创18年历史新低，使美国企业界重新焕发生机。不但如此，这些媒体尽一切可能捕风捉影、处处掣肘。比如所谓“通俄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迄今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而国会的报告则更直接指出川普没有通俄问题。[55] 为达到攻击川普的目的，媒体还大量制造假新闻。2017年12月，一个美国电视新闻巨头由于谎报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国共谋沟通的假新闻，不得不处罚该资深记者四个星期无薪停职，并以收回假新闻而收场。[56]最后，那两位记者被迫离开了该电视台。那位记者的团队以前可以说战绩辉煌，获得过4次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奖（Emmy Award）等大奖，但假新闻令他们自毁名声，黯然收场。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与母亲试图偷渡进入美国、遭到边境巡逻队拦下的哭泣照片，在媒体与网路上广为流传。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与母亲分开，借机大肆批评川普严守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随后，某著名杂志将小女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