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文摘 3- 当今人世，君知多少？

http://mp3mp4pdf.net/media/tw96.mp3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媒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多数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派（liberal）的。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保守派。[17]不过，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新闻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媒体业界怎么可能系统地出现偏见呢？就算记者、编辑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报导会出现偏见，因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不应该受个人色彩影响；如果真的存在系统偏见，那么企业家可以建立没有偏见的新媒体，这些新媒体将会导致有偏见的媒体破产。 这是很多人用来证明媒体不存在系统偏向的常用论点，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转──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得出结论，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即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相比媒体的平均水准，所谓主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18] 该书还分析了由于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客观上造成对媒体界传统派的压力。在自由派媒体里工作的少数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轻微地邪恶而且不像人样（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辞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节目中传达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体大幅左倾，具有传统派观点的学生不愿选择新闻专业，毕业后也不愿进入媒体工作。自由派媒体从业人员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加强其政治理念，视普通民众为顽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 主流媒体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盖洛普2016年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该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当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过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说，如果媒体如实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立场，那么媒体的整体情况就不应该是左倾的。媒体的过度左倾显然不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

http://mp3mp4pdf.net/media/tw95.mp3 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但这种追求必须在一定的道德尺度之内进行。超过这个限度的过分追求必然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灾难和痛悔。 人类的正统文化并不排斥对欲望的合理满足。但是传统文化谆谆告诫人要节制欲望，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从事各种传统的劳作、和睦的家庭关系、参与社会的自治和国家的管理，还有各种传统的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都能够带给人幸福感和满足感，同时对个人的身心和社会都有益而无害。 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其中一个必然的步骤是败坏人的道德，使神无法再管人。因此，不管掌握政权与否，邪灵都要全面掌控大众文化，把大面积的人群导向邪恶的生活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魔鬼在东西方用不同的方式，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突然面对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很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诲和道德法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无度地追求享乐。自我中心、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成了流行时尚。变异文化在主导著这个世界，魔鬼在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狂欢。人类已经忘记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 性、毒品、摇滚乐和电玩刺激并放大着人的欲望，很多人沉溺其中，逃避生活的苦难和不如意之处，却没有想过，这些瘾好只会给自己带来片刻的满足，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灾难。吸毒造成的是疾病、死亡和人格扭曲；乱性破坏了家庭，使得人们失去了信任和温情；电玩使人迷失人的本性，长时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沉迷于这些瘾好当中的人觉得自己在狂欢，其实是魔鬼在利用着他们的身体狂欢，等待他们本人的是肉体的死灭和精神的沉沦。 整个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当大面积的人群沉迷于欲望和享乐时，就是灾难来临的前夜。 神创造了人，也给了人自由意志。在魔鬼毁灭人类的最后关头，人不应该滥用自由，继续走在堕落的不归路上；而应该善用自由，选择重新走回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神一直在关注着人、呵护着人。人能不能走回来，全看人自己的选择。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人不应该滥用自由，继续走在堕落的不归路上；而应该善用自由，选择重新走回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http://mp3mp4pdf.net/media/tw94.mp3 今天在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装束、行为，乃至许多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元素，表面看似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时尚潮流”，其实都不是偶然出现的。究其来源，有许多装束、行为的背后往往都打着魔鬼的印记。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些元素自然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兹举数例。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的女性短发（bob haircut），其实来源于上世纪20年代西方的“飞来波女郎”（flapper，或译轻佻女子）。受第一波女权运动和“性爱自由运动”（见本书第七章）影响，她们穿短裙、剪短发、听爵士乐，画浓妆、饮烈酒、性开放，短发是她们蔑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寻求女性“解放”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发型开始流行之后，一位知名歌剧演员表示：“在我看来，剪掉长发就是摆脱一个小锁链，这是妇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要摆脱的许多小锁链中的一个。”[37]之后的30年代大萧条中这种发型逐渐没落。而在反叛意识流行的60年代，各种短发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欢迎。 而如今人们习惯的男人留披肩长发，其实来源于“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嬉皮士（hippies）。[38]虽然男子的长发传统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古代，但是西方在一战之后男子一直剪短发。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长发视作对传统的反叛符号，纷纷效仿。 在上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社会主流对青年男女这种反传统性别的打扮一直非常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了，在进步主义看来，这是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事实上在东西方传统中，男女有别不仅仅体现在男女生理差别和家庭、社会角色的差别上，日常生活中还体现在服饰、发型、言语、举止等各方面。共产邪灵的计划是让社会“无阶级差别”，也无性差别，让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同性恋、女权运动用“平等”的口号从思想观念上大大模糊了社会、家庭角色的性差别，反性别角色的“时尚”再从服饰打扮上进一步模糊、反向扭曲这种差别。这不仅为同性恋等变异观念大规模渗入人心做准备，也是魔鬼败坏传统道德的一步棋。人类社会东西方的传统道德，无论是西方的骑士精神、东方的君子风范还是淑女之贤德仪容，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别、阴阳各居其位的基础上。魔鬼的伎俩是为了达到让人类阴阳...

http://mp3mp4pdf.net/media/tw93.mp3 美国从1960年到2016年，总人口增长了1.8倍，而总犯罪事件增长2.7倍，暴力事件则增长了4.5倍。[31] 在1966年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大规模枪杀案（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 shooting）之前的五十年，只有25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规模枪杀案。从那以后恶性大规模枪杀事件愈演愈烈。[32]从1991年致死23人的德州基林（Killeen）枪杀案，到2017年屠杀58人的拉斯维加斯枪杀案，每一次进入公众视线的大规模枪杀案都让人触目惊心。 世界范围内，每年恐怖主义事件从1970年的650起跃升到2016年的13,488起，增加了20倍。自从2001年9.11恐怖攻击之后，恐怖攻击事件增加了160%。[33] 现实世界的暴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暴力文化所包围。不但激烈的摇滚重金属音乐中充满了暴力，大多数影视作品甚至电玩也以暴力为主题。许多影视作品都用正面形象的演员和手法来刻画黑社会、帮派、海盗形象，给这些负面形象赋予了魅力和光环，使得人们不但不反感，反而开始向往犯罪和黑帮。电子游戏的出现又给人一条双向互动的在游戏中使用暴力的渠道，使得暴力从影视作品的单方面的灌输，到使得人们积极地从游戏中得到暴力的体验，游戏中砍头断肢、血腥四溅的场景往往超过了电影的尺度。 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从1985年到2012年之间出品的电影，结果发现从1985年至2012年间，PG-13卖座大片中枪支暴力镜头数量增加了2倍。[34]后续研究中揭示这一趋势持续至今。[35]2008年的皮尤调查研究中发现97%的12到17岁的年轻人玩过电玩，其中有2/3的人玩暴力内容的游戏。[36] 面对社会中不断增多的暴力问题，从专家、学者到社会公众，人们不断提出各种设想和解决方案，从更严的法律限制、更大的执法保护，到提供公众心理咨询。但是这些方案只不过相当于砍掉有毒的树枝，却没有斩断毒根。共产邪灵通过有意地带动大众文化渲染暴力和犯罪，让更多的人们接触这类内容而见怪不怪，而部分人被这些内容带动模仿，使得暴力变成社会现实。魔鬼通过败坏传统文化、变异人的道德、让人远离神而追寻无止境的物质和欲望的满足...

http://mp3mp4pdf.net/media/tw92.mp3 现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玩电玩游戏，许多制造商们把游戏做得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动感、越来越暴力和色情、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让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经成为家长、学校甚至政府很头疼的事情。电玩游戏成为了一种伴随着人成长的大众文化，可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是毁人的文化，和毒品无异。沉迷于电玩游戏中的人根本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到电玩游戏带来的弊端，只觉得好玩、有趣、不赢不罢休。而且现在的电玩游戏从画面到情节几乎都在鼓吹暴力与厮杀，色情挑逗，晦暗冷血，传导的信息也是魔性的。从画面到内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东西。很多电玩游戏让人从杀戮、破坏、暴力、血腥和争斗中得到快感。有些让孩子变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乱性甚至犯罪。 网络化的电玩游戏，或称“网络游戏”，更容易使人上瘾。过去游戏是一个人在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而已，现在的网络游戏成为了一种主动参与的“体育运动”，要多人同时在线玩，也变相成为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社交活动。因为是大量玩家互动，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过度投入，会投入大量精力还有金钱。不玩此类游戏的孩子很可能没有朋友而沦为心理怪癖的孤独人，被同龄孩子看不起，于是，连家长都不得不放手让孩子玩电玩游戏，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跳火坑。电玩游戏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学习时间、户外活动时间、传统的人际交往时间，使孩子们成为了电玩游戏的俘虏。 一位学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12岁的儿子只能定量玩电玩游戏，做完了作业才能在周末玩几个小时。如果儿子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每天要玩23.5个小时的游戏，很可能连澡都不洗，饭也不吃。他的研究表明，电玩游戏越来越多地占领了年轻人的娱乐时间，使得受教育程度低和低收入的年轻人群通过电玩游戏得到了幸福感，因此减少了他们去工作的时间。[29]这种现象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 这位学者看到的社会现象是，电玩游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去工作，而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样下去的话，到这些年轻人为人父母时，电玩游戏不能当饭吃，年轻时虚度的光阴不会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们的下一代则连依赖父母的机会都没有了。电玩游戏已经达到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状态的程度。 电玩游戏就是“精神毒品”，与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

http://mp3mp4pdf.net/media/tw91.mp3 共产主义宣扬的各种革命中，实现得最彻底的大概要算性革命了。如果说夺取政权是外在的革命，那么，性革命算是一种内在的革命。败坏的色情现象很早就存在，但是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又称为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给性解放提供了理论准备，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性革命打破了传统伦理，引发和促进了激进的女权、堕胎、婚前性行为甚至同性恋运动，对传统家庭观及神给世人规定的社会形态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性解放”建立了一套“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的变异观念，冲垮了传统的“性伦理”，使性变成了一种“游戏”和享乐方式，使“人”变成了性的“工具”，为色情渗透全社会打开了闸门。 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行的成人杂志《花花公子》在性放纵中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它使得色情开始走向企业化。“要做爱，不要战争”，在所谓和平反战的背景下，1969年出现了第一部赤裸裸的成人色情电影《蓝色电影》（Blue Movie）。伴随着迷幻摇滚的挑逗和反叛传统的放荡，西方开始了一个长达十五年（1969~1984）的号称“色情时尚”（porno chic）的“黄金时代”。 看看今天的色情产业的规模，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据估计，全球色情业的产值接近1000亿美元，仅美国就有100至120亿美元。[19]70年代，色情影片只出现在专门的成人影院的银幕上。到了80年代初，家庭录像机的普及将影片送进千家万户，大大地促进了色情影业的发展，90年代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后来的智能手机，将成人录像和各种色情图片送到了人们的指尖上。 日本的色情产业已经成为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走进超市，整排杂志架上几乎有一半是以塑胶绳封住的成人杂志和成人漫画；打开电视，深夜综艺中也经常出现AV（色情片）女优和男优的身影。AV女优被包装成青春偶像，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日本的色情文化对整个亚洲都有很大影响。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给色情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一个成人在一生中才有可能接触到的色情制品的数量，现在一个小孩子在10分钟内就可以轻松超越。过去孩子们课余也许是在踢球、游戏，现在不少孩子课余的时间...

http://mp3mp4pdf.net/media/tw90.mp3 如今毒品泛滥全世界，究其根源，反文化运动是毒品在西方社会大规模泛滥初期最大的祸首。反文化运动中，嬉皮士们力图解构一切传统，同时构建一套不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在精神追求方面，他们许多人发现，各式各样的迷幻药（如大麻、LSD）、兴奋剂（如安非他命、可卡因）、神经抑制剂（如海洛因）能带领他们看到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观。此外，反文化运动中不少年轻人对于东方的灵修有浓厚的兴趣，而迷幻药物为他们打开了一条捷径，不用辛苦地打坐，不用磨炼自己的心性，只要服用微量的迷幻药，就能在幻觉中感觉到似乎通灵的体验。事实上，吸毒实质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魔鬼、低灵控制，跟修炼没有任何关系。可悲的是，这种荒谬的说法却吸引了一些对精神信仰有兴趣的人，把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导向歧途。 一些有名的流行歌手、摇滚歌手年纪轻轻，二三十岁、不到四十就死亡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其中很多都与过量吸毒有关。现代美国最长、最无法取胜的战争大概就是“对毒品的战争”了。尽管数十年的逮捕和锁定、监督数百万贩毒嫌疑人及团伙，政治家们也一再敦促人们对毒品“说不”，但非法药物仍然泛滥，甚至到今天出现了“毒品危机”。自2000年来，有超过30万美国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2017年10月26日，川普总统宣布把“鸦片类药物危机”当作“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要全力反击。[12] 据全国青少年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2017年的报告，大麻在年轻学生中的使用也非常猖獗：45%的12年级学生曾经吸食过大麻；37.1%的12年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吸过大麻；71%的高年级学生认为经常吸食大麻是无害的。[13] 吃摇头丸、吸食大麻成了年轻人的“时尚”，而且还不断有更新更强烈的毒品被开发出来，泛滥街头。比如，芬太尼是海洛因的一个合成变种，毒性比海洛因强烈许多倍。30毫克的海洛因可以致人死亡，而芬太尼只要3毫克就够了。[14]芬太尼甚至被称为化学武器。这种毒品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充斥着美国的街头，它与任何其它鸦片类药物相比，杀死了更多的人，包括处方药和海洛因，因为过量服用太容易了。 2016年美国全国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9.mp3 传统文化被颠覆后，变异文化和负面因素开始主导这个世界，乱象随处可见。本节的内容以揭示美国的变异文化及社会乱象为主。但美国作为全球文化扩散的领头羊，其变异文化实际已经波及全球。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连中国、日本这样十分封闭且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国家也无法抵挡美国变异文化的侵略，照单全收。环顾世界，各种放荡不羁、反叛、反社会、反道德、玩世不恭的颓废行为和外在表现，可谓遍布全球。 嘻哈摇滚 传统音乐强调的是教化人心、培养美德，让人身心康泰，社会和睦，天人合一，它所提倡的是德音雅乐，忌讳狂乱、淫俗的靡靡之音。但如今，音乐、歌舞出现骇人听闻的堕落，嘻哈、摇滚成风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嘻哈现象（Hip Hop）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纽约兴起的。它始自街头巷尾，最早是在黑人社区，后来影响到拉美裔美国人和牙买加移民等。嘻哈音乐是出自对社会和政治不满的一种情绪发泄。在经济较落后的这些社区，很多居民无所事事，连正经的乐器也买不起，所以起初的嘻哈现象及音乐，包括饶舌说唱（rap）、霹雳街舞（break dance）、涂鸦（graffiti）等可以说是贫穷、无聊的产物，而说唱的主要内容是暴力、枪支、色情、淫秽、颓废、种族主义、贫穷等，被当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来传唱。 几十年来，饶舌、街舞等从纽约走出美国，已经席卷世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很多国家城市中，人们到处可见嘻哈现象。随着社会道德的败坏，人们的认可与推崇，这些本无高雅内涵、难登上流艺术殿堂，甚至是低级的、反文化变异的东西开始登堂入室，进入了世界顶级剧院。在《汉密尔顿》（Hamilton）剧里，百老汇将美国建国初期的第一任财务部长的故事用饶舌说唱、配以摇滚乐在2015年搬上演艺舞台，一时轰动了美国演艺界，还得到了很多大奖。在华盛顿DC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近三个月期间，其票房火到要预先到网上排队领号、排上万人长的队才有机会买到票。[10] 摇滚乐的起源比嘻哈早一些，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摇滚乐很重视乐器的应用。不同于嘻哈用讲话的节拍来保持节奏，摇滚乐靠的是吉他弄出节奏。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多后世的摇滚乐手都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启发，那些作家本人也常出没在各式各样的摇滚场景中，甚至...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8.mp3 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称，男子有绅士风度，女士有淑女仪范，人们坦诚以待、友爱共处。共产邪灵在西方社会也实施了一系列颠覆、破坏西方文明的安排。它虽然无法利用暴力、极权直接破坏西方文明及大众文化，但同样挑动人们负面的、反叛的思维、行为，以达到毁掉传统、伤风败俗、败坏世人道德的目的。 西方国家二战获胜后，人们欣喜庆幸之时，已经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着手，借战争后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现来开始系统引领人们离开传统，背离神灵。 在美国，二次大战后出现了所谓“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战后50年代美国的一群作家，他们首先搞起来一场败坏世人的艺术和文学运动。这些人蔑视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道德败坏现象，却由此得出反叛一切传统道德、愤世嫉俗的结论。“垮掉的一代”的成员大多玩世不恭，他们鼓吹自由主义理念，放大自我观念，拒绝传统价值观，迷恋神秘主义、毒品、犯罪，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批判的态度，恰好和共产邪灵的意识形态方向一致，成为邪灵利用的工具。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如该运动奠基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成名之前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诞生》，表达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7]该运动另一个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后来成为公开的共产主义同路人（见本书第十一章）。他们的作品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这群人的作品离经叛道，从思想到文化为其后60年代世界范围的反文化运动做了铺垫，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 反文化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随之更多的变异思潮出现，如嬉皮、庞克、哥特（Hippie, Punk, goth subculture）等等。这些反传统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里大有市场，引诱一代代的年轻人崇尚暴力、吸毒、性解放、奇装异服、颓废文化、黑暗和死亡等等。 1968年，该运动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及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1968年春，大约2000多名嬉皮士身着奇装异服，连续几昼夜聚集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用摇滚、演唱、诗歌甚至裸露等怪诞行为，表达对社会的反抗。1969年夏，约40...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7.mp3 神创造了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神给人奠定了正统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却惊人地一致。东西方各个民族都重视真诚、善良、慷慨、正义、节制、谦逊、勇敢、无私等美德，在其经典中对自己民族的后人叮咛周至，一再申说。贯穿于所有这些美德之中的，是对神的敬仰和对神的诫命的忠贞不渝，因为归根结柢是神规定了人应有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从来。 美国的建国之父极为重视人的道德礼仪。华盛顿总统早年亲手抄录了110条社交礼仪规则（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虽然其中某些具体事情和表面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斟酌损益，但其内涵却具有普遍意义──谈到神和有关神的事时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谦卑；智慧地给予不同的人与其身份相符的对待；注意公德，不伤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为举止得体并适应场合；衣着整洁，体现美感；不用伤人或报复性的言语，不在背后毁谤他人；亲近贤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兰克林有著名的13条生活准则：节制、寡言、秩序、果断、节俭、勤奋、诚实、公正、中庸、整洁、沉着、贞洁、谦虚，与华盛顿所重视的110条守则在精神上若合符节。[2]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能普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还保留着相当一些做人应有的传统。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尽管共产邪灵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传统、屠杀精英、败坏道德，人们还保留了共产党篡政前留下的一些传统美德。 随着共产阵营的扩张，共产邪灵进一步推行其计划。尤其是60年代以后，东西方世人在道德败坏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共1966年自“破四旧”开始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运动”，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传统运动，都是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破坏传统、变异人类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场运动给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开始，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被彻底摧毁，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会里，摇滚、吸毒、性解放、同性恋、嬉皮文化、精神颓废等等，开始大面积流行，严重冲击著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6.mp3 创世之初或人类文明败坏时，会有觉者或圣人出世。这些觉者或圣人恰恰是一群被称为“老师”的人，如古希腊文明的奠基人苏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书中，耶稣也称自己为老师；释迦牟尼佛有十个名号，其中一个是“天人之师”；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师。他们告诉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与人相处，提升道德。 这些被称为“老师”的觉者和圣人，是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们的言语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态，成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经典。他们所传授的价值观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让每个个体达到心灵健康的大道。而心灵健康的个体，才是保证社会的健康的基本要素。无怪乎这些最伟大的教育家说出了相似的结论：教育是为了培养至善的品德。 曾被实践几千年的东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传给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经验和资源。根据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备是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人类教育回归传统的过程中，古典教育的宝藏值得我们去锲而不舍地挖掘、学习。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这是美国国父们希望的社会形态。道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神的赐福，凭著勤劳和智慧获得物质上的充裕和心灵的满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让社会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这是那些觉者和圣人──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对今天的人回归传统教育的启示。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教育是为了培养至善的品德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5.mp3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一文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4.mp3 在东西方的传统中，“性”在公众场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神给人定下的道德规范要求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其它形式的性行为被视为违背神的诫命的淫邪。这就决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离，在正常社会中不可能是一个公众话题。传统社会中，对于不到婚姻年龄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并不需要今天的所谓“性教育”。 现代意义的“性教育”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首先在社会上大规模推行的，目的是借此颠覆传统西方价值观。1919年，卢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担任文化部长。他在学校里开展了一项激进的性教育计划，以露骨的方式指导青少年“自由性爱”（滥交）。[39] 魔鬼在上世纪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运动颠覆了西方的传统性道德观念，一时间性传播疾病和少女怀孕率飙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统中，这种侧重于“安全”（防止疾病和怀孕），并且和婚姻无关的“性”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性道德脱离，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卢卡奇式“性教育”的轨迹，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乱性、同性恋等观念以“常识”和“科学”的名义灌输给年轻学生，让下一代在完全背离神的路上“自由”放纵。这些名目繁多、从小学开始的“性教育”已经系统地扭转了神留给人的性价值观，包括家庭、责任、爱、贞洁、羞耻感、自我控制、忠诚等。 在具体操作中，杜威的“在实践中学习”进步主义教育理念恰好成为魔鬼的趁手工具。“专注于孩子”（Focus on Kids），一个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大力推广的“性教育”课程，推荐教师在学生团队之间举办“避孕套比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将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并将其取下，看哪个团队首先完成。[40] 根据“你应该骄傲！负责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个疾病控制中心认可、由“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个性教育组织大规模推广的教程， 学生要进行角色扮演：两名女生一起开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为”。 “学生主导的学习”──另一个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师被告知让孩子们“脑力激荡讨论（性伴侣）亲密接近的方式”。对此讨论话题，教程中建议了各...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3.mp3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之父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国18世纪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响。 卢梭主张人性本善，是社会造成了人的道德堕落。他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这一天赋的权利，只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象，从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张对儿童进行所谓“自然教育”，即放任儿童的自然倾向，不对儿童进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导。 众所周知，人性中善恶同在，如果不充实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恶，人会无限放大人性恶的一面，最后必然走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地步。卢梭以其富于诗情画意和煽动性的词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浅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对现代西方教育的破坏性之大罕有伦比。 时隔100多年后，杜威又把卢梭开始的破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杜威认为儿童也应该摆脱家长、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由发展，适应环境。在道德上，杜威是个实用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认为没有最高的和一成不变的道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决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对主义是让人脱离神给人界定的道德规范从而走向败坏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义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签名的33位人士之一。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同，20世纪出现的人本主义的实质是无神论，一种世俗宗教。它建立在进化论、唯物论等现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机器，或者是生物化学过程的总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观念去塑造人、引导人，这种思想和马克思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大同小异，并无实质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这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却从来没有阐述清楚。”[8]1921年，苏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内战当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页的小册子，内容是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节录。1929年，莫斯科第...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2.mp3 《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的作者、美国反共运动的先驱施瓦茨博士敏锐地观察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美国公立学校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21]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竟然成了美国学校的指导思想！ 神造了人，同时给人制定了道德规范，并规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保障。共产邪灵败坏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学校里强行推广无神论和进化论。在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这种强制方法不难理解。而在美国，进化论也同样被强制推行。 共产邪灵的代理人在美国打着政教分离的幌子，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神创论”，而只能教“进化论”。公立学校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教育无疑造成信神的人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把进化论当成“科学真理”。 除此以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各地法院以“政教分离”为借口，把阅读《圣经》等行为从学校里驱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话题以外，学生享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这种言论就是违宪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学校里，学生被告知不能在学校使用“圣诞节”一词，因为里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弗吉尼亚州的联邦法院裁定同性恋报纸可以在高中校园里分发，而宗教报纸不行；在1993年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个小学音乐教师被禁止教唱圣诞颂歌，据称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22] 整部教育机器的反神倾向再加上几十年来“政治正确”之风的影响，美国在教材和考试材料方面的审查苛刻到荒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参与考试内容的审核。她惊讶地发现，一个著名寓言的寓意原来是“上帝帮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于其中出现了“上帝”一词，这句话被改写成：“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应该自己努力解决问题。”[23] 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一方面以“政教分离”的名义把对神的信仰从学校里驱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学”的名义，把毫无科学根据、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灌输给没有思想准备和抵御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师的权威，有信...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1.mp3 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一党教室：美国最好的大学中激进教授如何向学生灌输和破坏我们的民主》一书中，列出了12所大学最糟糕的150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充斥了“左派”的观点。有的以学术语言包装，而有的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免了，使得这些课程看起来更像共产党国家开设的政治课。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社群研究系”提供一门研讨课，其内容为“教授如何组织革命。我们将学习不同群体在过去和现在如何抵抗、挑战和推翻包括（但不限于）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压迫和种族主义在内的权力体系”。[35]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杰出教授”比尔‧艾尔斯（Bill Ayers）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分支机构“气象员”（Weatherman）的领导人和极端左翼分子。气象员1969年转入地下并成为美国第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致力于煽动美国的激进学生发动会触发种族战争的恐怖袭击。该组织在国会山、纽约市警察总局、五角大楼和国民卫队的总部发动爆炸攻击。艾尔斯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杀死富人。砸烂他们的汽车和房子。把革命带回家，杀死你的父母，这才叫革命。”[36]艾尔斯在学术著作中的观点和他的履历颇为一致。在一本书中，他强调必须“克服对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见’”。[37] 由于左翼进步主义者的保护，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抓获艾尔斯。艾尔斯在1980年回到公众视线内，钻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处罚。之后，艾尔斯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任教，研究方向为“幼儿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观点丝毫没有改变，而且仍为他当年的爆炸攻击感到自豪。艾尔斯被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直至获得“杰出教授和大学高级学者”这一大学最高荣衔。每次提职都需要整个系和学院教授们的表决。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着大学对他过去的恐怖活动的默认。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激进教育 反川普教育

http://mp3mp4pdf.net/media/tw80.mp3 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当中，一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其激进的左倾理论推广到大学、研究所当中。有学者认为，黑人研究专业的设立，与其说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如说是政治讹诈（political blackmail）的后果。[27] 1967年，一次总罢工造成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关门，迫于来自黑人学生会的压力，学院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黑人研究”项目。该项目负责人设想，这个项目主要是用来“鼓舞黑人学生士气”的，因此，学生学的科学不是普通的科学，而是“黑人科学”。所谓“黑人科学”，指的是黑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种方式使教授的科学课和美国黑人生活息息相关。同理，数学、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也要首先经过黑人意识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黑人学生会的20个成员，占领了学校的计算机中心，造成校园关闭。一年后，该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尔大学的100多个黑人学生挥舞著猎枪、披挂着装满了子弹的子弹袋，占领了学校办公楼，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专业。教师出面阻止时，一个学生领袖威胁说：“再过三个小时，康奈尔大学就没命了。”康奈尔大学妥协了，成立了全国第三个这样的学科。[28] 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斯梯尔（Shelby Steele）就是推动各个大学成立黑人研究专业的推手之一。他说，在时代氛围的带动下，各个大学负责人的“白人负罪感（white guilt）”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会答应学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几乎与此同时，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恋研究等很多专业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大学。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有上千个这类的研究项目。 女性研究专业的基本理论预设是，性别差异并非天生，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男性和父权制压迫，因此女性研究专业的最重要宗旨是激发女性的社会意识，给社会带来全面的变革，即革命。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某女权主义教授，出身于知名共产党员家庭。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活动家”，从1980年就开始教授女权主义。她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性倾向”上，并将“性倾向”视为唤起政治意...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9.mp3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指出，在美国大约18%的社会科学家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有5%自认是保守主义者。[8]考虑到大部分调查依据的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事实上的不平衡状况与调查结果比起来可能更加严峻。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曾这样评价自己就读过的一所名校的法...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8.mp3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里，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及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主要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它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7.mp3 从巴黎公社、列宁的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把恐怖主义作为它的重要工具。不仅如此，在共产国家之外，共产邪灵在不同时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为其实现恐怖主义目的之工具，包括运用恐怖分子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势或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随着科技发展，没有道德约束的恐怖分子越来越容易运用各种手段来制造恐怖，人类时刻处于他们的威胁之下。 恐怖主义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惧来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类普世价值的，要达到的目的是邪恶的。这些核心理念与共产主义同根同源。可以说，共产邪恶因素为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深层的邪恶价值的支撑点，为他们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恐怖主义最大的牺牲群体往往都是那些产生恐怖分子的人群和国家，虽然见诸报端的常常是恐怖分子对西方的袭击，而被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残杀的最大牺牲群体却是穆斯林。这一点同共产主义残杀的一亿多人几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谓同出一辙。 恐怖主义带来了暴力、仇恨、残杀、恐惧、废墟和悲剧，其受害者是全人类。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密不可分。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同时又扶持了其它形式的恐怖主义，因此，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恐怖主义相比，共产主义才是对人类的根本威胁。不把恐怖主义的毒根拔掉，世无宁日。认清共产邪灵是人世间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边，走回神为人留下的传统的正路，邪灵才无法利用人类达到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6.mp3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这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艺术品”，一位德国音乐家如是断言。他评价的不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9·11恐怖袭击。[64]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西方的激进左派知识分子和媒体在第一时间为恐怖分子欢呼、辩护和洗脱罪责。一位美国作家夸赞恐怖分子“绝顶聪明”，在他眼里袭击有情可原，因为“美国历史上做错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别塔[指世贸中心大楼]，因此大楼必须被摧毁”。一位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华尔街]的投机者在其中打滚的经济体每年用贫困杀害上千万人，纽约就算死了两万人又怎样？”[65]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难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魁之一）。[66] 为了阻止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动武，各种激进左派势力联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语言学家、激进左派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说，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计划在阿富汗发起“悄无声息的群体灭绝（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于是发起“和平守夜”和抗议集会（teach-in）。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乔姆斯基到接近战区的印度次大陆旅行了两个星期，向上百万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谣言。他说，美国计划用饥饿的方式杀害三四百万阿富汗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9·11”的凶恶和残暴。[67]哥伦比亚大学某教授说他希望美军经历“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之战”。[68]摩加迪沙之战指的是1993年在索马里发生的基地组织袭击美军的事件，18名美国士兵死于这一伏击。激进左派发起的反战运动针对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是在拉自由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后腿，客观上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内应。 在2003年2月，在美国进攻伊拉克一个月之前，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了一段录音，号召人们起来抵抗美军，要在巷战中重创美军，里面公开声称“穆斯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者的利益在反战上是一致的”，向反战的左派组织发出动员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个反战组织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5.mp3 中共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由来已久，并一直和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约300名军事顾问到当时阿富汗圣战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训练基地外，还在新疆喀什及和阗增开军事训练营，教他们使用武器、爆破、战斗策略、宣传技巧与间谍战等。新疆成为训练阿富汗圣战组织与苏联作战的基地。到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时候，中共军队至少训练了几千圣战分子，为他们提供价值2亿～4亿美金的机枪、火箭发射器以及地对空导弹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权后，包括其庇护本‧拉登基地组织期间，中共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保持了密切关系。虽然基地组织对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海军实施恐怖袭击，而塔利班拒绝向联合国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对联合国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国用巡航导弹袭击基地组织，中共花一千万美元向基地组织购买未爆炸的美国导弹，以改进自身的巡航导弹能力。[57]同时，中共继续向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提供敏感的军事技术。[58]2000年底，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关闭本‧拉登在其境内的恐怖分子训练营，但中共投的是弃权票。在那之后，中共继续与塔利班秘密商谈，并达成协议由华为帮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广泛的军用通讯系统。[59]就在9·11恐怖袭击的当天，中共与塔利班官员签署了扩大经济与科技合作的协议。[60] 更令人震惊的是，“9·11”发生后，两个中共军人被称为英雄，因为他们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战》一书，里面提到“若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攻击，对美国而言将会很棘手”，他们还明确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团组织这场攻击行动”。[61]可以说，中共的“超限战”理论是本‧拉登发展恐怖袭击这一手段的理论指导，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诸实践。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对塔利班政权进行制裁时，中共不光投弃权票，而且在美军开始空袭塔利班目标后，仍派出军事人员帮助塔利班政权。9·11事件后，美国情报部门获悉中共军方的中兴和华为在帮助塔利班军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一个电话网路。[62] 2004年中，据透露，中共情报机构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上帮助本‧拉登筹募运作所需的资金并洗钱。[63] 随着柏林墙倒塌，暴力共产主义阵营...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4.mp3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已有几十年历史。阿拉法特是被美国认定的有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导。人们知道本‧拉登主导策划劫持客机发动9·11袭击，但劫持客机的首创者却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阿拉法特从1959年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国，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种武装组织的主要头领。整个中东地区最得宠于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属。他曾十四次造访中国，几乎会见了历届中共党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深得中共赏识。其在恐怖袭击中屡屡得手，又游刃于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风光一时。 1964年，阿拉法特组建了法塔赫武装恐怖组织“暴风”突击队后，马上到北京与周恩来等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周恩来当时就指点他：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要提诸如“把以色列赶入大海”之类的口号，因为这类口号不利于巴勒斯坦的斗争。[51] 中共对这个恐怖主义小老弟除军火、经援之外，屡授机宜，指点其如何与美国、以色列等国交战，及如何扩展国际影响等，还特邀巴勒斯坦人员到中国学习、接受培训。向中共老大哥“取经”回来后，1965年1月开始，阿拉法特就以游击队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对以色列开战。1965年5月，巴解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PLO）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中共破格承认该办事处享有外交机构待遇，并在国际外交各种场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巴勒斯坦国。中共立即予以承认，并于同年11月20日与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间，阿拉法特和中共党魁江泽民互访见面。期间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色列一再指责阿拉法特是恐怖主义的“幕后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国抗衡，使得中东地区战火不断。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从事各种公开的、地下的军事恐怖行动，声称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思想...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3.mp3 库特布的著作影响了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学者、后来的基地组织创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调查委员会报告中阐述了库特布对本‧拉登的世界观的影响，并直接将阿扎姆称为库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过他的著作和追随者来传递影响，赛义德‧库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传播者。穆罕穆德‧库特布后来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兰的教授，同时也负责编辑、出版和推广其兄长的学说。 本‧拉登在学生时代就读库特布的书，本人也与穆罕穆德‧库特布熟悉，定期参加后者在一间大学里的每周的公开讲座。前中央情报局负责本‧拉登小组的官员、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儿（Michael Scheuer）直接称库特布为本‧拉登的导师。[36] 上文提到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赛义德‧库特布的狂热追随者。[37]扎瓦希里少年时代就从他叔叔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库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监狱中忍受磨难的“伟大”。[38]库特布死后，扎瓦希里在回忆录中写道：“纳赛尔政权认为处决赛义德‧库特布及其同志们使[极端]伊斯兰主义运动受到了致命打击。”“但表面的看似宁静却隐藏了赛义德‧库特布思想的发酵以及埃及现代伊斯兰圣战运动核心的形成。”[39]库特布被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参与组建了一个地下激进组织，决心“实现库特布的理想”。[40]这一年他15岁。此后扎瓦希里参加了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后来成了本‧拉登的导师和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本‧拉登被击毙后，扎瓦希里成了基地组织的头目。 上文引述过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库特布是最重要的强调暴力圣战的思想家。[41]几乎所有的逊尼派圣战组织的概念和思想创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库特布的书中找到。[42]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圣战组织，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兰旗号下通过暴力实现其政治纲领。[43] 1981年暗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组织盖码‧伊斯兰米亚（al-Gamma al-I...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2.mp3 在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时，有学者还指出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煽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这种矛盾上升为不可调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决的矛盾。伊斯兰极端主义采用的也是这样的策略。想想看，炸毁曼哈顿的世贸大楼就能实现库特布的伊斯兰大同世界了吗？当然不会。极端主义为的是制造西方与穆斯林的矛盾，“加剧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对穆斯林的仇恨，然后用这种仇恨来煽动更多的穆斯林起来仇恨西方。[30]这就是与马克思列宁宣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样，一定要让这个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才有机会发动革命。共产主义这么想，受其影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这么想的。 不夸张地说，库特布的学说更接近共产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义。虽然从宗教上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却吸取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学者这样指出恐怖主义的实质：和自由世界对抗的真正敌人还是共产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穿了件传统伊斯兰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运动使左派思想广泛传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倾向暴力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芬兰政治历史学者安特洛‧莱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认为，现代恐怖主义诞生于1966～1967年，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把基于穆斯林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上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学生运动中，许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来观念带回去，为恐怖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32] 开罗的美国大学媒体研究教授施莱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经见过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当时正在开罗大学学医的扎瓦希里对施莱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在精英学院──医学和工程学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莱弗对此并不奇怪，他回答说，在60年代，这些院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青年的据点。他指出，伊斯兰主义运动只是（60年代）学生反叛的最新发展趋势。施莱弗回忆说，“我说，‘听着，艾曼，我以前是马克思...

http://mp3mp4pdf.net/media/tw71.mp3 熟悉马列主义的学者在研究库特布的著作时，常常会发现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锋队”（Vanguard）、国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这是典型的列宁主义用语。列宁在写作《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本书时，面临的局面和挑战，与库特布非常类似。列宁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先锋队（Proletarian vanguard），库特布照搬了这套理论，只是把无产阶级换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 列宁非常强调组织和先锋队的作用，他区分了自发性与自觉性，提出了“建党理论”。他认为如仅仅依靠自发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涨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等肤浅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类”的所谓“觉悟”。列宁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进分子”（往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他们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条件）对工人进行煽动和灌输，使他们认识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觉悟到“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为了发挥这一部分“先进分子”的作用，需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把他们的生活全包下来，为他们创造秘密工作的条件，使他们成为全职的职业革命家。这个政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4]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圣战主义思想家们没有直接引用列宁作为其思想启蒙，但二者的概念、逻辑，尤其是赛义德‧库特布泄露出其[列宁]影响。20世纪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库特布肯定阅读过列宁的作品。库特布有两个关键概念直接来自列宁： jama’a（先锋队）和manhaj（纲领）。”[25] 库特布从列宁主义里学到的“精髓”，就是要组织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锋队。库特布的理想，几乎就是列宁的理想。 罗宾逊教授阐述道：“库特布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宁]一模一样的论断，大多数的穆斯林沉迷于腐化体系的非正义的和反伊斯兰的统治，所以不知道怎样才能起来拿起武器反抗，一个专业受训的圣战先锋队必须组织起来针对国家机器反抗。”[26]此外，“列宁坚持先锋队的核心，是有一个详细与周密协调的纲领，然后具体实施革命。在库特布的书中也有相似的伊斯兰版本...